“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先乎情者，莫過于真”。文學創作，需要灌注殷殷情感，去除繁復偽飾。作為文學之翼的創作論，捧讀趙俊海、李成文翻譯的加拿大女作家、詩人和文學評論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與逝者協商：布克獎得主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談寫作》(以下簡稱《與》)，難覓抽象理論蒼白空洞的解說，時髦主義花里胡哨的建構，閱讀意緒沉重壓抑的籠罩，像楊柳拂煙，紙鳶輕掠，靈動活潑，韻致獨具，不忍釋卷。這與作家扮演一個真情告白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充分考慮讀者的心理期待，是《與》書最亮眼之處。阿特伍德沒有囿于總結者、解讀者和宣講者的逼仄一隅，直接從幕后走向前臺，精心構置一個個故事核，以第一人稱切入，像晾曬五彩的貝殼，悉數抖露著掩于歲月深處的精彩瞬間，將自己從理論家的角色置換成作家的主體角色。這一點，在《你以為你是誰》章節不勝枚舉：為了闡釋“作家們的童年生活會影響其職業”這一觀念，阿特伍德動情地回憶：“北方沒有電影也沒有劇院，收音機也不好用，我很小就學會了閱讀……祖母們的形象與童話故事中‘小紅帽’的祖母差不多，這大概對我后來走上作家這條路是有影響的……”;為了使人們洞悉“寫作是復制生活，宣泄情感”的內涵，阿特伍德提到了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1956年，我構思了一首詩，其實我寫的這首詩壓根兒不怎么樣，不過即使我知道，我可能也不會管那么多。讓我欲罷不能的不是寫了什么，而是那種體驗——那種觸電般的感覺”;而為了宣揚“作家是寂寞的代言人”，阿特伍德的理據則是：“我26歲出版第一部真正的詩集，哥哥在給我的信中說：‘恭喜你出版第一部詩集，我年輕的時候也干過這事’……關于寫作，跟一個真正的記者——我堂兄，是我父母專門請來撥我冷水的……”

除了故事的講述，阿特伍德還假以特寫手法，推出了異彩紛呈的鏡頭。在討論作家的雙重性時，阿特伍德用豐富的聯想和想象，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畫面：一個壯志滿懷的騎士仗劍，自遠方飄來，所經之處，落木蕭蕭，微雨霏霏，衰草連天涯，子規向霜啼。騎士的目光，凄涼、落寞，一個鶉衣雪須的老人，投來一絲冷冷的譏笑，一座黑暗之塔，自天而降，緩緩地罩了騎士，“訇——”然一聲，現實與幻景疊合在一起;在解說“作者跟扮演他的化身的那個人之間關系”時，她推出的畫面則如下：一個土里土氣的年輕女子，每晚下班躺在地上，把她的頭對準另一個頭，那個頭長在一副瘦削扁平的人形皮囊上。然后，女子一點一點鉆進皮囊……

這些鏡頭的定格，化無形為有形，化抽象為具象，化平面為立體，可聞、可觸、可視，極大提升了《與》書的內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個體經驗敘述之外，阿特伍德又把自己當成了讀者，借助閱讀健在和已故作家的創作理念與實踐，完成創作理論的解讀與剖析。以一個讀者身份與讀者交流，創設平等自由、親切有加的對話氛圍，縮微了心距，加深了情感，《與》書張力無限。

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完全稱得上思想原野的墾荒者，作品源于對實踐的認知和體悟。在《與》書里，阿特伍德始終沒忘這一點。記得中國已故作家史鐵生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人可以赤條條來，不可以赤條條去”，誠如蘇軾所言“人生到處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既然故去無可抗拒，自當留下些許印記。在扮演好講述者、閱讀者角色的基礎上，阿特伍德又變為普通生活中的一員，從敬畏生命的層面挖掘藝術的真諦。“與逝者協商”，基于對孤獨與寂寞的認知，她機杼獨抒，徹底廓清了作家的“羽化過程”：蹣跚著走進地獄，和逝者進行一番協商，然后開啟地獄之門，揣著逝者的智慧重返人間，鋪箋捉筆，竭盡心力把逝者的形象和靈魂勾勒，使其復活如初，甚而或高尚或卑劣于紅男綠女。

讀者是上帝，圍繞這個“上帝”，在《與》書里，阿特伍德時而化身作家，時而化身讀者，時而化身社會人，然而無論如何轉換身份，始終“真情”不減，把讀者牢牢地裝在心間，不擺譜，不作秀，不掉書袋，想讀者之所想，念讀者之所念，寫讀者之所愿。“真情所至，金石為開”，敞開心扉，讀者自然把她的名字深深地刻進了腦海深處。

“游離‘書院氣’，依附‘地塵氣’”，阿特伍德的成功實踐，無疑開拓了創作論解讀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