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是范仲淹應好友滕子京之約而作的一篇記文，范仲淹的玄孫范公偁所著《過庭錄》，有“范文正規滕子京”一文，道出了本人寫作的原委：滕子京負大才，為眾所嫉，自慶歷謫巴陵，憤郁頗見辭色。文正(范仲淹)與之同年，友善其才，恐后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

滕子京與范仲淹于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一同考取進士，為“同年”，二人在做地方官時又曾共事。后來范仲淹主持西北邊務，對抗西夏入侵，推薦滕子京為邊防重鎮慶州的知州，兩人交誼甚深。據記載，滕子京請范仲淹作記時說：“山水非有樓觀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可見，滕子京是希望范仲淹的記文能夠讓岳陽樓價值持元。然而，范仲淹卻起脫了記山水觀文章的寫法，借此機會，規勸好友“不以物善，不以己悲”，并用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豁達襟懷與滕子京共勉，成就了文學史上傳誦千古的名篇。

從寫作對象來看，滕子京“憤郁頗見辭色”，被貶謫后內心充滿了委屈和不滿，而且還常常在言語之中表現出來，據說岳陽樓建成之時，滕子京對慶賀的人說“落甚成?只待憑欄大慟數場!”這樣的表現不僅顯得有些格局偏狹，而且作為官場中人也容易授人以柄，遭到打擊。然而滕子京又“豪邁自負，罕受人言”，也就是說即便有人擔憂他的安危規勸他，他也聽不進去。對于這樣一位朋友，范仲淹可能是又愛惜又無奈，無時無刻不牽掛于心。

那么，范仲淹是如何達成規勸之效的呢?

贊揚政績與滕子京共情。文章開篇交代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然后用“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八個字高度概括滕子京的政績，“謫守”之時，仍然做到“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可見滕子京不僅有才干，而且有情懷。試想，滕子京讀到“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八個字時，滿腹委屈是不是被瞬間熨平?——范仲淹確實是我的朋友，他看到了我的努力，看到了我對國家、對百姓的一片赤誠!肯定滕子京“謫守”巴陵君的政績，是理解滕子京的委屈，贊揚滕子京的才華，開篇共情，為下面的規勸做好了感情鋪墊。

以自然山水促滕子京自省。文章從第二段開始，轉入寫洞庭湖，中國古代的文人在失意之時，往往會轉向自然山水，與自然對話，來撫慰自己在社會奔波中受傷的心靈。作者寫洞庭湖，極寫其遼闊：“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宏偉的氣勢令人不由得聯想到孟浩然的“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這樣的語句，會令親身感受過洞庭湖遼闊的滕子京心胸頓開、情感奮發，暫時忘掉俗世煩惱。

三、四兩段分別描寫洞庭湖的陰晴景象，以及游人在陰晴中的不同情感，淫雨霏霏、陰風怒號時，離鄉之愁，憂讒畏譏之懼籠上心頭，悲傷不己;春風和暢、陽光明媚時，寵辱偕忘，歡樂暢快，喜氣洋洋。隨著范仲淹的生花妙筆，讀者的情感時而凄凄，時而歡愉，這樣的情感變奏曲似乎是范仲淹在對好友低語，人啊，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就會產生不同的情感。

用先賢圣哲作榜樣明確方向。當讀者還在悲喜交加的情感震蕩中不能自抑時，第五段筆鋒一轉，生發出一種更高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古仁人都有誰呢?可能是行吟澤畔赤誠向楚的屈原，可能是冰雪塞外牧羊決不屈膝的蘇武，可能是直言敢諫的魏征，亦可能是遭遇慶歷新政被貶黜仍傾力為國的范仲淹自己。作為好友，滕子京自然知道范仲淹在仕途中起伏跌宕的經歷，自然知道范仲淹從參知政事的高位跌落到鄧州，大志不得伸的痛楚。然而，范仲淹并沒有悲憤難抑而見于辭色，仍懷著一顆憂國憂民之心，在自己的位置上竭盡全力，“微其與人，吾誰與歸?”除了這樣的人，我和誰一道呢?滕子京，你如果真是我的朋友，就應該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信條，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胸懷天下，而不是糾纏于小我的得失。讀到此處，滕子京還能不醒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