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到醫圣祠了解“醫圣”張仲景生平及對中醫藥發展做出的貢獻，其間，總書記由古論今，再談中醫藥未來，是對中醫藥傳承發展的一次全方位“把脈”。

東漢末年瘟疫流行，張仲景有感于百姓疾苦，潛心研究古籍，尋找治療傷寒的藥方，著有臨床治療學典籍《傷寒雜病論》。

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時，最具吸引力和優勢的正是中醫藥，所以張仲景是我們走出鄧州，甚至走向世界的最亮麗名片，鄧州應當大力挖掘、傳承、弘揚張仲景的“醫圣精神”。

2007年，鄧州政協主席楊德堂領軍編撰十部《鄧州歷史文化叢書》時，讓楊廷玉和我編寫其中一部《鄧州中醫中藥文化》，我們收集、整理、編寫了許多有關張仲景的篇章。2014年，鄧州政協主編多卷本《印象鄧州》，把《醫圣張仲景出生地鄧州》這一章的任務交給我，我對張仲景的大量史料、故事，又認真、嚴密地進行了篩選，用文學的手法，撰寫、升華，圓滿完成了這一任務。

現在看來，我們對張仲景的精神遺產挖掘得還很不夠，張仲景對中醫藥的杰出貢獻，總縈繞在我腦海里。我認為，鄧州應大力弘揚張仲景精神，尤其是他的科學精神。

東漢時期，張仲景誕生在涅陽縣張寨鎮(今鄧州市穰東鎮張寨村)，雖然他離世已經1800多年，經歷了無數的風雨滄桑巨變，而他依然活在人們心中。為什么?因為人民需要他。他不同凡響的醫學理論與實踐，已與中國人民的生命健康融為一體，塑進了中華民族的血肉之軀，鋪就了中華民族健康成長的基石，他是醫藥之神，健康之神，是蕓蕓眾生對生命和健康寄托美好的心愿所在。

我認為，張仲景精神，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是他執著于事業的獻身精神。張仲景被歷史推上了太守的位置，他很愿意為民做主，但昏暗的世道，又把他“逼”出了衙門。三年的官場實踐，證明了他一介書生無力當官“治”國，那么他就回過頭繼續研究自己酷愛的中醫藥事業。“醫相無二活國在于活人”，他決心為“活人”貢獻畢生。

二是他偉大的博愛情懷，拳拳的為民之心。他不當太守，離開長沙，也不顧小家，不在乎自己的衣食住行，不重錢財。為了他的岐黃事業，跋山涉水，風餐露宿，采集中草藥，走村訪戶，心系百姓。以他殷殷的愛民之心治病救人，使多少瀕臨死亡的人獲得了重生，大江南北，播下了他中醫藥文化和思想的種子。

其三是張仲景的科學精神。東漢建安年間，瘟疫大流行，前后達5次之多，使很多人喪生，一些村鎮幾乎絕跡，其中尤以死于傷寒病的人最多。他決心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傷寒病。從此，他更加“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刻苦研讀《素問》《靈樞》《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繼承《內經》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廣泛借鑒其他醫家的治療方法，結合個人臨床診斷經驗，研究治療傷寒雜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開始著手撰寫《傷寒雜病論》。

建安年間，張仲景行醫游歷各地，目睹了各種疫病流行對百姓造成的痛苦，將自己多年對傷寒癥的研究付諸實踐，豐富了自己的經驗，充實和提高了理性認識。經過含辛茹苦的努力，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寫成了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共十卷，經后人整理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秱s病論》系統地概括了中醫“辨證施治”的理論，為我國中醫病因學說和方劑學說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該書被后人奉為“方書之祖”，張仲景也被譽為“醫圣”“經方大師”。

張仲景的中醫藥學說，是實踐的升華，有嚴密的科學性，經得起時間的無情過濾和實踐的嚴峻考驗。他留下的200多個醫方，據臨床無數次驗證，其療效可靠，屢試不爽，一些國家用先進的方法分析，其組方配伍的高精度令人大為震驚，歷史上成千上萬的學者對其理論和方藥探索研究，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專著、專論，研究《傷寒雜病論》而出版的書籍達幾千余種。他的醫學理論準確、精到，有很強的實用性，易于操作。這充分反映了仲景文化的科學精神和藝術品位，在中醫藥學界，是無與倫比的。另外，仲景文化還包含有深奧的哲學理論。由此看來，張仲景精神實用于各行各業。

張仲景精神是鄧州獨特的文化瑰寶，是全國、甚至世界唯一的，這些精神歷久彌新，當今需要，將來仍然需要。為了貫徹、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張仲景的講話和對中醫藥工作的指示，建議鄧州更深入地挖掘、傳承、弘揚張仲景精神，在全國廣泛收集整理有關張仲景的研究成果，匯編成書;在鄧州建一座規模性的張仲景標志性紀念館，讓其和花洲書院、編外雷鋒團展覽館、鄧州“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展館一樣，載入史冊，成為思想文化教育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