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牛年，是父親的本命年。如果父親健在的話，今年應該是他人生的第九十七個年頭了，可是他已經于1999年的元月14日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苦心經營的這個家庭，離開了他摯愛的孩子們。

生活困難時期父親留給我的許多特寫鏡頭，總讓我寢食難安，感覺不寫點什么，就難以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于是我拿起了筆。

父親是一個五短身材、敦敦實實的車軸漢子。他手指短粗，與手掌構成不規則的方形，粗糙的手背像棗樹皮，滿是繭子的手掌泛著黃色。父親的腳穿39碼的鞋，呈現方形的腳掌滿是老皮，腳后跟有皴裂很深的厚厚老繭。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正值新生的共和國經濟最困難時期，父親緊跟共產黨，身體力行地書寫著共和國艱苦奮斗、砥礪前行的歷史。在積極參加集體勞動的同時，用勤勞靈巧的雙手、踏實堅毅的雙腳，與母親一起編織著我們這個家庭發展的藍圖，丈量著我們這個家庭發展的腳步。

那時候，我們居住在與河南毗鄰、屬湖北管轄的母親娘家。

1960年冬天，父親跟生產隊的勞動力一起，去了白虎山王營水庫工地。食堂解散了，留在家里的婦女兒童老年人，生活有國家的統銷糧維持，但柴火問題需要自行解決。所以，隊長規定勞動力輪休割柴，補貼家用，輪到父親時，他把一天當做兩天用。他兩頭不見太陽，天一復明就跑到了十里外的山里開始割柴，一直割到半后晌，餓了吃幾塊母親煮熟的紅薯干，渴了喝幾口山泉水，鐮刀鈍了磨鐮當休息。那時候割柴的多，山坡上成了瘌痢頭，割柴火需要在石頭峽、山崖處尋找，就這樣，父親每天都要割上兩擔柴。完成了自定的任務，父親才會直起腰，在水里洗洗滿臉塵土，吃完剩下的“干糧”，捆好四個柴捆，先挑起一擔下山，走約摸里把路遠、能影影綽綽看見那一擔柴時便放下來，拐回去再挑那一擔柴，如此循環往復，往往在全家人期盼中到家時，已是夜幕降臨之后。

政策好了，不僅分了自留地，還允許開小片荒。湖北那地方是丘陵，溝里像樣的地方都是水田，崗坡荒地難開。為了多開點地，父親往往披星戴月，跑到人們不易到的地方，在兩個土梁之間，用鋤頭、老虎抓子開出一小塊一小塊的地來。他強忍手上血泡破了的疼痛，干脆光著膀子赤著腳，餓了緊緊褲帶。當荒地種的糧食收獲時，母親把煮熟了的扁豆盛給我們，尚小的我們只感受到那又面又香的美味，卻很難體會父母笑容背后隱含的無盡艱辛。

三年后我們回到了河南老家。當時隊里雖說補分了自留地，卻已經沒有荒地可開。但父親硬是通過在湖北的實踐，利用吃過晚飯后的閑空，不顧早春時節的寒冷，在西溝、東溝開出了幾小片水田，還收獲了幾十斤稻谷，讓我們吃上了白米飯。

那時候，生活條件已經有了改善，但農戶人家沒有進錢門路，經濟拮據。父親就養了一頭母豬，指望一年賣豬娃使個活錢。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運氣好了還能救點急，否則就是白操心。有一年正值青黃不接，豬娃出圈時，三塊錢一個都沒人要，沒辦法只有欠賬。八個豬娃欠賬七個，剩一個瘸腿的只有自己留下。誰知將這個豬娃養了一年多才長了百十斤，左鄰右舍打趣說“是不是肚里有豬神砂”?第二年過陽歷年時，父親請人把豬殺了，想著留下頭蹄雜碎、賣了整身好過年。去丹江賣豬肉，父親起了個大早，挑著兩個裝了豬肉的竹籮頭起身。我們那里到丹江近百里，翻山越嶺、隔河渡水，父親來回三天，期間走街串戶，求告叫賣，找水乞食，露宿挨凍，才賣完了豬肉，平安歸來。

父親的手不僅是勤勞的，更是靈巧的。各種農活他都是行家，處家常過日子各種小活都會做，從山里割回荊條，他編了兩個大簍子，用黃膠泥和牛糞里外糊后陰干，能裝幾百斤糧食;用龍須草、麻皮扎草籮頭和大小鍋蓋;用麥稈、桃秫殼編草墩、草蒲團;父親還會打繩搓繩，做擰車、線拐等。父親的腳不僅走得穩，而且跑得遠，為了這個家，只要需要，天南海北不怕遠，風霜雨雪不畏懼。

父親的手粗糙卻溫暖。那時候冬春很少洗澡，皮膚癢是常有的事，每到這個時候，父親就說“來，我抓抓。”心閑長頭發，身閑長指甲，父親從不留指甲，用他的手掌在我身上摩挲，舒服中我感受著父愛的幸福。

父親的手腳需要保養，五分錢的蛤蜊油是用不起的，就用苦楝果燉水洗，然后抹上凡士林膏。記得父親還曾經讓母親用蜂蠟燒開后滴在腳后跟的裂口上，疼得父親直咧嘴，流淚的臉上還掛著笑。

我們這個家庭的成長發展，是父親苦心經營的結果。在這個偉大的國度、偉大的時代，父親手腳并用，與母親相互配合，使這個家庭同千千萬萬個家庭一樣，從貧窮到溫飽再到小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父母的晚年是幸福的，但享受幸福的時間太短。曾淑敏在《孝心無價》中寫道：“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如果父母還健在，那該是多么溫馨、幸福的一家人啊!

謹以此文懷念天堂里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