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是“十年寒窗苦”的莘莘學子經歷“國考”的日子。

這些天，我腦海里總晃動這樣一個鏡頭：漫天飛舞撕碎的課本和十八九歲孩子家稚氣不脫的笑臉。

兒子十八歲，正在備考。過了這兩天，算上他我家已有三代人經歷高考。

我的父親出生在偏僻山村。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一個夏天，他背著紅薯面饃和同樣幾個十八九歲的伙伴結伴步行百十里，到“地區”參加了高考。而當成績確定他將成為大學生時，糾結在家人心頭的卻是“愁”，去大城市的盤纏、四年高校生活的費用怎么辦?畢竟，大城市不像小村鎮，可以用幾枚雞蛋或一瓢面換些生活必需品。所以，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父親仍對他的鄉親充滿感激：不是左鄰幾枚雞蛋右舍幾瓢面襄助，他那張錄取通知書可能就壓在了箱底，隨歲月成為往事記憶。

八十多歲的父親念念不忘的不僅是感恩，還有時常的絮叨和懷舊。他說不是高改變了人生軌跡，或許他今天就是個“種地、養豬”的主兒。在他居住的小區，因為物業不允許養豬，不大的院子里他每年都會種些莊稼，籍此懷念揮舞不去的“老家氣息”。

高考改變的何嘗是某個人的命運呢?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我參加高考的時代。在一個縣城，我和一班農家孩子呆了三年。那三年，我聽到頗多老師這樣教育學生“你想不想吃卡片糧了?想吃，就給我好好學!”那年月的“卡片糧”，其實就是城市戶口。那時候，沒有進城務工的覺悟，有的就是通過高考當城里人這樣“獨木橋”式的向往，為了這個目標，不知多少農家孩子苦熬熬苦，甚至個別學子而立之年還瞞報著歲數一再復讀。

我的考場離家有些距離，獨自騎著輛破自行車往考場去時，心里只有緊張和企盼，且對當時含中專在內只有三分之一升學率的忐忑。那時候，考場外基本沒有父母“陪考”，一切貌似聽天由命，實則涌動改變身份的熱切。

再有幾天，就是我家兒子參加高考的日子。這些天，他已由每晚零時上床升級到了凌晨一時許。以致我不得不精確時間至分，柔聲細語在黎明六時二十五分叫醒他。但其實，我心里滿盈糾結：希望他再多睡會兒，哪怕一分鐘;怕他不起來，不吃我每晨五時十八分開始給他熬的粥。這樣的日子，已持續六年。

三年前，我貌似玩笑地跟他商量過：“咱到鄉下包塊地養豬吧?”他搞笑地扭臉望著我，只答：“不干!”簡捷而不假思索。當時的場景是這樣的：他趴在閃爍著頂燈和臺燈光線下的書桌上寫著，時間是夜里十一時許，而我則躺在他身后的小床上，不時沖他偷眼脧去。

居城，給了我霓虹斑斕，給了我喧囂聒噪，同樣也給了我壓力。壓力，何嘗是給了我呢?還有我的兒子。我想讓他放松輕松，快快樂樂，真真實實活著，而“應試教育”帶來的“快樂”卻是讓孩子從幾歲開始變成了機械，已不再是獨木橋的橋上，為了“重點”、為了將來不一定就是自己喜愛的工作環境，擠啊擠的你追我趕，那種感覺，肯定不是高考過后撕碎課本和稚氣不脫的笑臉所能表達的宣泄。

想想那些家長在考場外等候時的表情，其實我知道，我的父親沒人陪考，我沒人陪考，但這個六月的這兩天，我會和眾多家長一起，眼巴巴地候在考場外，焦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