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年)，蘇州吳縣人。少有大志，苦學成才，公元1015年中進士，出將入相，官至參知政事。他一生為官38年，憂國憂民，造福百姓，廉潔從政，清白做人。北宋宰相王安石稱他為“一世之師”，南宋教育家朱熹稱他“天地間第一流人物”。毛澤東在《講堂錄》中說：“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是也。宋韓、范并稱，清曾、左并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范、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

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主持慶歷新政受阻，自請知鄧州。他雖然數次遭貶，但初心不改，仍堅持“救民疾于一方，分國憂于千里”的執政理念，在鄧州重農桑、興水利，辦學校、興教育，治貪官、保平安。并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高度概括了做人之道和為官之本，這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也是范仲淹在鄧州這方沃土中悟出的人生哲理，鄧州把它歸納為“憂樂精神”。

范仲淹“憂樂精神”結晶于鄧州，故而也成就了鄧州的蔚然文脈、耕讀文化和忠誠品格，為后人提供了豐厚的精神營養。

范仲淹惠澤鄧人，深受鄧州人的尊敬和愛戴。慶歷八年(1048年)春，朝廷將他調往荊南府時，鄧州百姓遮使滿道，請求范公留任，范公也愿留鄧，后得仁宗批準，在鄧又任一年后，才戀戀不舍地離開了鄧州，去杭州赴任。

范公離開鄧州30年后，詩人、書法家黃庭堅來到鄧州，有感于鄧州人對范公的思念和敬仰，寫下了十首詩，其中一首寫到“公有一杯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零”。

范仲淹知鄧三年，除寫下《岳陽樓記》，為鄧州留下寶貴精神財富外，還留下了很多傳說故事。

體察民情。范仲淹一到鄧州，便深入民間了解民風民俗和百姓疾苦，與鄧州百姓同憂樂。他的“七里河邊歸帶月，百花洲上嘯生風”的詩句，為我們留下了他披星戴月拜訪鄧州父老的感人情景。

躬親民事。慶歷六年(1046年)，鄧州自秋至冬數月干旱，莊稼枯黃。范仲淹憂心如焚，除帶領百姓鑿井修堰，引水抗旱外，還每月三次向朝廷報告旱情，爭取朝廷賑災。到初冬下了一場大雪，他高興得像年輕人一樣，與民眾飲酒擊籌，載歌載舞，慶祝來年豐收。

政平訟理，范仲淹在鄧州，除惡揚善，政簡刑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天下太平。他在詩中寫道：“庭中無事吏歸早，野外有歌民意豐”，描繪了當時鄧州社會穩定、百姓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

許民同樂。鄧州百花洲，宋代以前就有，是鄧州的一方盛景，但那個時候是官府后花園，只能是達官貴人去的地方。范仲淹知鄧后，按其家鄉蘇州的園林風格，重建百花洲，重修覽秀亭，還在百花洲上建嘉賞亭、菊花臺。又在附近的城頭上建春風閣、文昌閣，使百花洲成為宛南盛景，經常在百花洲與百姓同樂，志書上稱之為“許民同樂”。一個“許”字改變了百花洲的性質，使百花洲成了老百姓游玩的地方。

辦學興教。范仲淹每到一地都興辦學校，他主持慶歷新政時，更促成仁宗詔令天下州縣皆立學。知鄧后創辦了花洲書院，并常于公余之暇到書院執經講學。辦學的當年便出了鄧州歷史上第一位狀元，位居宰相的范純仁、理學家張載、知開封府的韓維、提點刑獄謝景初、禮部侍郎謝景溫等，都曾跟隨范仲淹學于花洲書院。

范仲淹建書院，開鄧州千年之文運，自范仲淹知鄧至清末，鄧州就孕育出了3名狀元，61名進士，數十名軍事將領，清末至今更是人才輩出。

誨人不欺。鄧州人賈黯，是范仲淹門生，1046年考中狀元后，回鄉感謝恩師范仲淹，請教立身治國之道。范公對他說：“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不欺”的含義是不欺君、不欺民、不欺自己的良心，“不欺”二字濃縮了范公“民本理念”“憂患意識”“擔當精神”的情懷。賈黯如獲至寶，遂終身佩服踐行，官至開封知府、御使中丞，一生為官清正廉潔，深浮眾望。

近年來，鄧州在干部群眾和學生中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弘揚范仲淹憂樂文化和不欺精神教育活動，引導黨員干部學史崇德立政德，樹立新時代憂樂精神，做到為政造福百姓，當官清正廉潔，干事勇于擔當，做人誠信無欺，治家儉約嚴謹，爭當人民滿意公仆。

現在的鄧州，中小學生人人會背《岳陽樓記》，黨員干部人人熟知“先憂后樂”，個個銘記“三不欺”的教誨，人民群眾人人敬仰范文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