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年)以《岳陽樓記》一文，名傳千古，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名言，可為婦孺皆知，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也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范仲淹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及第，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殉職于赴潁州(今安徽阜陽)上任的途中徐州，先后為官三十七年，歷知州縣，又數任朝官，既出宋夏戰爭前線為將，又入朝廷為相。韓琦(1008—1075年)稱贊他“雄文奇謀，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師于來者”;王安石(1021—1086年)評價他“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黃庭堅(1045—1105年)則以“范文正公，當時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經武略，衣被諸儒，譬如蓍龜，而吉兇成敗不可變更也”概之。

在范仲淹的從政生涯中，蘊涵著極為寶貴的政治思想與智慧，也蘊涵著極為豐富的經驗和教訓，而其為政之道最為突出的則是“以天下為己任”。朱熹(1130—1200年)對其總結為“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

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首先表現在他“有憂天下之心”。中國古代士人，歷來具有比較強烈的憂患意識，所謂憂患意識，是指人們面臨自然、人生、社會所遭遇的苦難而產生的憂慮與思索。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前551—前479年)說“君子憂道不憂貧”，孔子所憂的是道義;孟子(前372—前289年)說“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孟子所憂的是人生;西漢初年，賈誼(前200—前168年)多次向漢文帝(前180—前157年)上書陳述政事，稱“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賈誼所憂的是國家的安危治亂?？梢院敛豢鋸埖卣f，憂患意識是一種憂國、憂民、憂天下的社會責任感。

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樣“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而且像他在《岳陽樓記》中所說“進亦憂，退亦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是他思想境界遠遠超出一般士大夫之處。

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年)十二月，時任監泰州西溪鎮鹽倉的范仲淹，即上書尚書右丞、樞密副使張知白(?—1028年)，渴望有機會“言天下之道”，以便“有益于當時，有垂于將來”。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范仲淹又直接向垂簾聽政的劉太后(1022—1033年)和宋仁宗(1022—1063年)上書《奏上時務書》，直言極諫“欲傾臣節，以報國恩”，他提出了救文弊、講武備、選賢俊、抑僥幸、崇圣德、少巡幸、納遠謀、勿獨斷等八項建議，著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內防奸邪”“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亂”。當時，范仲淹只是一個掌管鹽稅從八品的小吏，“泰州西溪鎮”即今江蘇省東臺市，由此可見范仲淹身在海隅，心憂天下，可謂“退亦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入朝為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九月，即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奏言“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并提出十項改革措施，絕大多數被宋仁宗采納，史稱“慶歷新政”?？芍^“進亦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有這樣的感慨“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先憂后樂”正是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現，也是他的思想境界遠遠超過一般士大夫之處。“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雖然是在他五十八歲時才見諸文字，但卻是他一貫的思想。歐陽修(1007—1072年)在《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中說“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充分說明“先憂后樂”是范仲淹經常“自誦”的格言，他之所以有“先憂后樂”的思想，正是因為他具有“慨然有志于天下”的“大節”。

范仲淹不但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他一生為官清白，富弼(1004—1083年)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銘》中概述其“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貧賤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范仲淹晚年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他斷然拒之，并說“人茍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己而后為樂耶?俸賜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于是“盡余俸買田于蘇州，號義莊，以聚疏屬”。范氏義莊歷九百年而不衰，為范氏家族的繁衍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遠超乎治第洛陽樹園圃之上。范仲淹之樂是“道義之樂”，已遠遠超出“形骸”“居室”之外，“心憂天下”即是其樂。

(本文為《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為政之道》的節選，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特別顧問、原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