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蘊玉，女，河南鄧州人，今年102歲。她18歲參加中國共產黨，19歲就擔起縣委一把手的重擔，投身創建太行山革命根據地和八年抗日戰爭，先后任昔陽、左權縣委書記，把青春獻給了太行山人民。新中國成立之初進京任北京市婦聯副主任，34歲調任全國婦聯，任常駐國際民主婦聯書記處書記、副主席，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成為建國初期中國婦女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文革”后復出任教育部副部長、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為促進中國與世界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退出領導崗位后，又擔任教育部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繼續發揮著余熱。她是我市唯一健在、年歲最長、黨齡最長、貢獻最大的老一輩革命家。

舊制度的叛逆者。楊蘊玉1919年出生于地主家庭，但她骨子里向往人身自由，追求社會正義。17歲就寫出了《論女子無才便是德》和《論三從四德》的作文，抨擊封建禮教對女性的束縛。就在那一年，為了反抗包辦婚姻，毅然離開舒適的家庭到開封求學，一年后又因家庭逼婚，只身奔赴太原，參加了“犧盟會”軍政訓練班，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以后幾十年的生涯中，她堅持不懈地為中國乃至世界婦女謀解放、謀平等、謀權益、謀尊嚴，成為獨立女性的代表人物。

信仰堅定的革命者。楊蘊玉志存高遠，自幼就立志報國。十二三歲的小小年紀，讀《岳飛傳》讀到岳飛被害時，恨死了賣國賊，氣得把書摔在地上，趴在桌子上痛哭。“9.18”事變后，隨學生上街游行，因個子小，便站在凳子上，手持小紅旗，哭訴日本暴行。17歲在開封女師讀書時就參加了“民先”(即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因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而被學校開除。18歲那年，終于找到了共產黨。自此，跟著黨奮斗了八十多年。

漫長的歲月里，她對黨的信仰從未動搖，黨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黨叫干啥就干啥。曾從縣委書記之職調到縣婦女部長的崗位，她無怨無悔。曾以六個孩子的媽媽之身，兩次出任駐國際民主婦聯書記處書記長達四年之久，她義無反顧。就是在“文革”中下放“五七”干校勞動，她也當作為社會主義添磚增瓦的機會。直到晚年，她的信仰愈加堅定：“夕陽遲早是要落山的，但它的顏色始終是紅的。”她一生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

拼命三郎式的實干家。她常說：“共產黨人干事，就要雷厲風行。”她的一生，可謂風風火火的一生。1938年初，任晉東南犧盟會鋤奸部長時，面對日軍侵略、形勢混亂的局面，她快刀斬亂麻，果斷處決了一批甘心事敵的漢奸，大長抗日志氣，老百姓稱贊她比男人還厲害。在左權縣抗日戰爭的7年里，她冒著硝煙炮火，踏遍了左權縣的山山水水，歷經了抗日戰爭的腥風血雨，與左權人民生死與共。1940年百團大戰剛結束，敵人瘋狂報復的秋季大“掃蕩”，形勢非常嚴峻，而當時的左權縣委領導班子成員只有她一人在崗，而且剛生孩子七天。她咬著牙拖著虛弱的身體，翻山越嶺安排反“掃蕩”工作，群眾無不為之動容。

新中國成立之初，30歲的楊蘊玉擔任北京市封閉妓院的副總指揮，女扮男裝，實地調查掌握第一手資料，并參與組織指揮，一夜之間封閉224家妓院。后又主持北京婦女教養院工作，硬是把一千多名妓女由“鬼”變成人，使她們從黑暗走向了光明。1963年在莫斯科世界婦女大會上，她與國際民主婦聯少數領導人的錯誤路線和主張進行堅決斗爭，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骨氣，受到毛主席的親切接見和贊揚。

優良作風的踐行者。楊蘊玉常說“自己是甘心情愿為黨和人民做了一輩子雜工”。她一生不論干什么工作都踐行自己的諾言：“一絲不茍，認真負責，落實到底。”自己能辦的事絕不讓人代勞，今天能辦的事絕不推到明天。不但年輕時是這樣，而且進入老年后仍然持之以恒。

不忘初心的共產黨員。她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潔，從未向組織提出過任何個人要求。在革命和家庭關系處理上，始終是舍小家顧大家。她常說：“人家的孩子是養大的，我家的孩子是扔大的。”為了革命，孩子們一生下來就托人奶養，太行山至今還流傳著楊蘊玉“三個孩子和五個奶娘的故事。”幾十年中，一家人散多聚少。她風趣地說：“我年輕時是孩子找不到媽媽，現在老了是媽媽找不到孩子。”她對孩子們的要求到了幾近嚴苛的程度，無論男女，從小就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以至于兒子澤濤高中畢業當工人發了新服裝，也要縫上兩塊補丁，說這樣穿著結實。她教育孩子們要自食其力，別想沾父母一點光。她的六個孩子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就業，至今仍有四個孩子因為工作，沒有回到母親身邊。

這就是楊蘊玉，一個平凡而偉大的女性。她一生行事低調，從不讓人稱呼她的職務，在太行山，人們親切地稱她“大楊”，而且從青年叫到老年，從農村叫到城市，從太行山叫到北京，從全國婦聯叫到教育部。老百姓叫她“大楊”，戰友叫她“大楊”，周恩來總理也叫她“大楊”。“大楊”這個名字，已不單單是因為她姓楊，而是對她平凡而偉大風風火火人格魅力的高度概括。

她是鄧州驕子，她是太行風骨，她是全國人民的“大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