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想走近花洲書院，走近范仲淹。這不，盡管午后的陽光很熱烈，我還是義無反顧地走向花洲書院，走向范仲淹。

穿過高大的牌樓，踩在長方形灰白條石上，仿佛踩在了一塊塊琴鍵上，歷史的樂章訇然響起。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蘇州吳縣人。989年10月1日，生于父親范墉任職的河北成德軍(今河北省正定縣)節度掌書記官舍。兩歲時，父親不幸歿亡，母親謝氏帶著他改嫁給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縣)朱文翰。稍大，就獨自搬到了寺院，以錘煉心性，發奮圖強。每天早晨，他提前煮好一鍋稠粥，然后放涼，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其二，撒上鹽和韭菜末，就成了佳肴。

范仲淹性情剛烈，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23歲就收拾了幾件衣物，只身踏上了去南都(今河南商丘)應天書院求學的道路。

在應天書院，范仲淹晝夜誦讀。困得實在不行了，就用涼水澆臉;餓得實在不行了，就拿稀粥充饑。那種艱苦，絕非常人能夠忍受。當時，有一個同窗，是南京留守的兒子，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就把其情況告訴了父親，留守深受感動，讓兒子給他帶去了美食。范仲淹卻拒絕了，理由是如果接受美食，以后粥就喝不下去了。

整整五年，他從未解衣就過枕。正是靠著這種拼勁和韌勁，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歲的范仲淹一舉中第。

入仕后，范仲淹奔走呼號，竭力提請朝廷清除積弊。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他任大理寺丞，但“位卑未敢忘憂國，一腔熱血薦軒轅”。上任伊始，即上了《奏上時務書》，提出“救文弊以厚風俗，整武備以御外患，重館選以養人才，賞臺諫以開言路”等建議。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為母守喪期間，仍揣哀寫下萬言的《上執政書》，提出“固邦本，厚民力，備戎狄”等六條改革主張。

當然，范仲淹這樣做，全是公心使然，根本沒有一點私欲。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宋仁宗業已成年，章獻太后還抓住權柄不放，范仲淹“冒天下之大不韙”，上了《乞太后還政奏》。章獻太后盛怒之下，一紙貶書，把他貶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任通判。曾經薦舉他的晏殊惶恐至極，予以嚴詞責備。范仲淹則道：“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宋仁宗準備廢黜郭皇后，絕少大臣發聲，范仲淹則伏奏郭后不可廢，結果被貶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便如此，他仍借《睦州謝上表》諷諫：“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冬，范仲淹征調回京，任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彼時，呂夷簡任相，在人才選拔上，大搞“裙帶關系”。“長此以往，國將不國”，慮及國家前途，憤而上《百官圖》：“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得知情況，呂夷簡反誣其“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仁宗寵信呂夷簡，把范仲淹貶往饒州(今江西鄱陽)。

慶歷六年(公元1046年)正月，主持“慶歷新政”失敗的范仲淹被貶鄧州。雖然辛酸滿腹，但意志并沒有消沉，因為盡管不能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改革主張，但同樣可以在一方沃土實現富國強民的理想。正是抱著這一想法，甫一踏上鄧州大地，范仲淹就著手復制心中的藍圖。安居樂業，是藍圖中的第一要素。而安居樂業的前提，得確保百姓有飯吃，有衣穿。衣食何來，來自農桑。范仲淹治政措施的第一條，即為“厚農桑”。他經常到田間地頭，或親自耕種，或清除阻礙，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在全社會倡導重農務農之風。當然，有了輿論氛圍，保障措施也得跟上。為此，他帶領吏民廣修水利，輔之以“減徭役”之舉，以勞代役。

由于措施得力，鄧州很快就出現了稼禾豐茂、桑業興旺、政通人和的喜人景象。正如他在《酬李光化見寄二首》中所描述的那樣：“庭中無事吏歸早，野外有歌民意豐。”

如此升平景象，要是放在一般官吏身上，怕是早已知足，然而范仲淹卻不。因為藍圖中尚有第二要素是詩書修身。于是，在能讓百姓吃飽穿暖的同時，他更下大力氣開啟民眾鴻蒙。為此，他一手創辦了花洲書院，除了聘請專職老師，每遇閑暇，范仲淹也會走進書院授課，全力培養鄧州子民。

可以說，他把能給的都給了鄧州百姓，然而于己，卻極盡苛刻，平時居家，從不吃兩樣葷菜，妻子兒女的衣食只求溫飽。

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六十四歲的范仲淹舊疾纏身，感覺大限將至，特呈《遺表》，只字未提身后事，念念不忘的全是邦國興衰：“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于必行……”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走近范仲淹，就走近了一種情懷，一種先人后己的情懷。這情懷，將讓你的心境超凡脫俗。

花洲書院里，太陽曬得地面熱浪滾滾，即便站著不動，汗水猶自順著額角淌過臉頰，可三五成群的游人竟沒有一個躲進蔭涼，相反，齊齊聚在范仲淹的銅像前，或自拍，或請人拍，把自己和范仲淹一同裝進一幀風景。